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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五、后学论李觏

五、后学论李觏

李觏出身寒微,少年贫困,成年之后,两次应试,皆不中第,故“家贫亲老,弗获禄仕”,“饥寒病瘁,日就颠仆”,而为“江南贱夫”,“南城小草民”,他一生在贫病交加的困苦中挣扎。晚年,虽困胡瑗有病请假回家,李觏被推为太学直讲权同管勾太学,不久便因病请辞,同年八月卒于家中。由于李觏家族不贵,官位不高,而不为权贵所重,事迹不显。

然而,李觏一生志大意坚,勤奋好学,积极进取,关心国家,康国济民,著书立说,锐意改革,故为弟子所尊,学者所重。他的著作在明、清时代,便被人编成文集,予以刊行。但也许因为李觏不喜欢孟子,而为正统儒家所抑,而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思想评价、学术地位。亦由于其社会批判思想,医国救民的社会改革理论,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,名重一世的道德文章,而为后世学者推崇、评论、赞扬。现择其要者,作简略叙述。

第一,道德文章,卓绝一世。

后世学者们在评价李觏时,都一直肯定他的道德文章,为人品格,高尚风骨。称赞其人是“经明行修,道德沈纯”,“其实如秋,其受如海,外示舒发,中以直正”,“立心高古,履行修整,竭力养亲,雅高恬退”;称赞其学为“讲论《六经》,辩博明达,释然圣人之旨,著书立言,有孟轲、扬雄之风”,“学通《五经》,尤长于《礼》。以文辞自立,其言大而正”,“文得自经中,皆自大处起议论”,“皆极当时之病,真医国之书”;称赞其功为“如天焉,无不覆,如地焉,无不载。天地以万物遂成为功,先生以四海咸若为功。用则任公卿,尸教化;而不用,以夫子之道教授学者。后之览其遗书,则如其所以然”。总而言之是:“李泰伯先生道德文章,卓绝一世,且多所著作,学者皆斗山仰之,盖屹然为宋代儒宗”。“一代之名儒,后学之师表,不但如古所谓乡先生而已。”就是说,其“立德,立功,立言”均为“三不朽”也。清代学者陆瑶林在《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》中说:“世之所称不朽者,自事功而外,道德文章其上焉者。若夫盛德可师,名文范世,俾千载下想见其为人,足以倾动名流,醉心雅彦,真所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。执鞭欣慕,实获我心。李泰伯先生。”第二、儒学正宗,理学之先。在清代以降的许多学者看来,李觏的思想理论,上承尧、舜、禹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孟儒学道统真传,下启周、程、张、朱理学之先,而独树一帜、独成一家之学。如果深究李觏之学和宋儒为学之绪,则李觏之学乃宋学之绪,为周、程、张、朱理学的先导,正是由于李觏及“宋初三先生”之力为先,才使周、程、张、朱之学于后为盛。如说:“尧、舜以来,道统在君相,孔、孟以后,道统在师儒。有宋道学之兴,濂、洛、关、闽抑盛矣。然皆互相师友,渊源一脉。若夫上总孔、孟之学,下开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传,前无所师,后无所友,则唐昌黎子外,其吾乡泰伯先生乎!予尝谓传道学者孟子而后惟昌黎,昌黎以后惟泰伯,泰伯以后,名贤继起,代不乏人,则皆昌黎与泰伯绵延一线之功也。”李觏的后世孙李来泰,在《泰伯公文集原叙》中说:“孔、孟不作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之复明于宋者,宋君相崇儒之效也。有宋之治不臻于尧、舜,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隆者,宗君相任儒之不专也。夫儒者,代不乏人,而明道之儒,唯宋独盛,周、程、张、朱,其最著矣。然学问渊源,递相师祖,如家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,是时理学尚未繁兴,公菰芦中一韦素耳,将伯无助,独挺然倡绝学于东南,其于干禄应制之文,屏弃弗习,一以《六经》四子为宗,阐析微义,股肱大道。予以为自唐迄宋,接孔、孟之派者,实维家泰伯。”陆瑶林亦说:“李泰伯先生先于周、程、张、朱数十年,尝与范希文诸先辈上下议论,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,于是理学大明,儒风蔚起,识者谓濂、闽、关、洛之学,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。其所以羽翼圣经,匡扶世教,岂浅鲜哉!”我们从上述学者所论李觏的思想中,可以看出,他们都认为李觏的思想是上承儒家道统之正学,下启宋代理学之先河,对周、程、张、朱的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,有直接影响,并为其思想渊源。我们已经讲过,宋代学风之变、学术之盛,与李觏及“宋初三先生”——胡瑗、孙复、石介有密切关系,就这个意义而言,李觏亦是开宋学之端者,可谓理学之先导。

第三,提倡改革,谋功用世。

李觏一生虽未居于世官之位,但却并非不议其政。他从医国救民、康国济民之意出发,而疾斥弊政、关心民命,故力倡改革,谋功用世。对此,后世学者,亦有所论。近世学者,尤重此论。前已所述,胡适在1922年所著的《记李觏的学说》就称“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”,“是王安石的先导”,“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”,李觏在王安石“新法一派人的眼里,确是一个前辈的大师。”陈钟凡在《两宋思想述评》中说,“综观其(按指李觏)说,以礼制为治国之大径,富强为行政之埻的,吾国儒先,自孟子以言利为非,董仲舒以谋利计功为戒,直到李氏,始起而昌言矫正之。不可谓非政治上一大进步也。”当然亦有认为:“李觏是一个复古主义者,他对许多古代的措施有很高的评价,因此希望能把它们复活。”“李觏所作的另外一些建议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如果他对他所处时代里的一些价值感到不满,那是因为他对社会里的新发展感到不安,而他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。”还有近年一些学者对李觏颇有所论。

综观各家所论,尤其细观李觏所著所论,我认为,李觏是一个积极提倡改革的改革家,而不是一个向后看的“保守主义者”;是一个注重现实、关心时政、关怀民命的现实主义者,而不是“一个复古主义者”;他对现实的弊政不满,深感不安,是以“通变救弊之术”来解决的,而不是“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”的。我们应当承认,李觏常常援引古典著作,尤以《周礼》为据,以井田言平土均田等,但其思想主旨是以古喻今,以古非今,以古为据,古为今用,并不是为复古而引古,为保守而怀旧。针对宋代之弊,包括王安石在内的改革家都引《周礼》,言井田,抑兼并等,这正是当时历史现实所致、所需,并不是李觏一人复古、保守所需、所求。据此,我对谢善元的所据、所论,不敢苟同。我想如果读者全观我这本拙著的上述全部文字,尤其是细研李觏的全部著作,则会确定地认识到他是一位积极进取、注重事功的改革家,并为他的道德、精神、事功、言行所感动,对之发出由衷的钦佩。

当然,亦应该看到,由于李觏一生的不得志、不得意,加之社会的种种积弊、重重矛盾,他想谋政而不居位、想救民而无能力,这就使他始终处于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中,在这种重重的社会矛盾中,亦造就了他的种种思想矛盾,并使他的改革思想主张不可能实现,而且有空想性、虚幻性,但这不是李觏一人的特殊性,而是历史上此类改革家的共同性。平心而论,李觏的思想,确实有许多珍品,值得吸取、借鉴,我们对之应当具体分析,摒弃糟粕,弘扬精华,珍惜这一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(全书完)